这几年国内图书“走出去”的声调很高，相关部门为之做了不少努力。比如《大中华文库》（英文本）已经出版了81种；“经典中国对外出版工程”，经专家论证，第一批资助的书目就有113种；“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实施三年多来，已资助翻译出版21种外文、1380多种图书，资助金额超过4000万元；去年笫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中国图书版权输出多达2417项，居历届之最。此外，还有“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金水桥计划”等不同规模的对外出版项目同时在实施，这些表明，我国推行“走出去”的战略，收效显著，势头可喜。

但也必须看到，现有图书“走出去”的步伐，跟我国在世界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还不相称；要实现真正“走出去”的目标，还存在不小差距。表现在：（1）书翻译出来了，但进入外国图书市场，特别是能进入外国读者家中的还不很多。（2）跟自己比，近几年对外出版增长确实很快，但中国外文图书在全球图书市场的销售额，占市场总额的比例连其零头都不到。（3）至今我们输出图书的品种，依然偏重传统的门类，例如中医、国学、功夫、工艺美术、饮食文化等，而真实反映我国改革开放现状的仍然嫌少。突出一例，现在还有许多外国人，不知道我国许多城市早就有地铁了，更不知道中国的高铁，已走在世界前列了。上述这种状况，不仅阻碍了世界了解中国，不利于澄清各种对中国的误解和猜疑，而且由于不能及时听到中国的声音，势必也影响了中国在世界的话语权。

差距明摆着，原因也是多方面。但我认为，造成当前图书“走出去”最大的瓶颈和障碍，就是缺乏好的翻译。

“走出去”的终极目标，应该是让外国更多的读者，喜欢并乐意掏钱购买你的书。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选题对路，书的内容能激起老外阅读此书的兴趣和欲望；其次，翻译要过硬，要使阅读人像阅读他们本国的书那样明白、随俗，能带来愉悦；还有就是书的美观和价格的因素。前两条最为重要，我们现在多数的外销书恰恰就输在这里，而这两条都与缺乏好翻译密切相关。

首先是外向选题的创新能力薄弱。在我国现行出版体制下，出版选题大多是由各专业的作译者向出版社推荐，经出版社认可后组织出版。就对外出版来讲，从事中译外的译者，多是外文系出身，他们研究的是语言转换，而对当今外国读者关注中国哪方面的信息，喜欢哪方面的书未必很熟悉。他们从中国人的思维，往往一厢情愿地想向老外展现中国的什么文化，终因视野局限，涉外知识面不广，结果设计的选题与外国读者的需求合不上拍。有个例子，正好从另一面证明了这一点。原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裘小龙，该算是学院派的人物，但他在美国文坛出名，不是凭写学术论文，而是靠写新侦探小说。前几年，他把改革开放后上海的新变化，写成英文侦探小说，如《夜幕下的外滩》、《石库门之谜》等等，不仅畅销美欧，还在美国得了奖。他这种针对西方读者的阅读心理、有所创新地来介绍中国的成功做法，显示设计出对路的选题，对于推进“走出去”是何等的重要。

其次更为致命的软胁，就是外文翻译质量不够格。前不久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第六次会议上，多位资深专家疾呼：翻译“惨不忍睹”，文学社科类翻译“大家”难寻。他们指出外销书存在的毛病是：语言质量差，翻译生硬，简单的词汇堆砌，意思走样，甚至出现政治错误；翻译艺术水平不高，受中文思维框架的影响，多是给予字面上对应翻译，外国读者很难接受，达不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还有的直言：“这样的翻译，我自己看起来都觉得很别扭，更不要说让外国人看得懂了。”

要问何以会产生上述现象，有必要大致了解一下当前翻译队伍的状况。

2008年我国引进版权的总数为16969种，其中图书15776种。减去引进的教材、原版书、图画书和中文繁体书，需要译成中文的估计有1.2万种。以平均每种需1个半译者粗略计算，仅外译中笔译就需译者1.8万人。再看中译外。仅列入国家级各种推广、资助计划的不下300种，再加上外文出版局系统和各部门、地方正常出版的外文图书，总数不会少于3000种，需要译者至少五千人以上。这样算来，不算从事口译的人，仅笔译译者就需要两三万人。我国现在没有职业翻译家，多数译者都是业余从事翻译。试想，面对这么大的翻译需求量，哪里能找到这么多合格的翻译人才来承担？于是“廖化充先锋”，注水的，冒名的，造假的，半吊子的，仿佛只要懂一点外语，凭着字典什么人都可以搞翻译。像这种译者泥沙俱下、既罔顾译德、又缺乏翻译质量监管机制、出版社还借口“文责自负”的状况，怎么能保证翻译图书、尤其是外销图书的翻译质量呢？

以上还只是就翻译人才数量的缺口来谈的，实际上当今翻译人才的素质和专业水平也存

在不少问题。它涉及到外语教育和翻译学科的定位，跨文化时代对翻译人才素质的要求，高端翻译人才的培养机制，翻译的报酬和奖励政策，翻译标准和法规的完善，翻译成果知识产权的维护，海内外中译外翻译人才资源的普查与整合，建设和充实对外翻译人才库，开展与海外合作出版中译外出版物，等等。只有把翻译这一环节抓好抓实了，翻译界出现人才辈出、选题对路、翻译水平明显提高的可喜局面，到那时，制约“走出去”的瓶颈，才有可能得到缓解；“走出去”的方针，也才可以持久顺畅地贯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