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翻译工作取得巨大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无庸讳言，存在的问题也很多，特别是受经济转型期的影响，在利益驱动下，有些翻译的功能和作用被异化了，翻译的滞后，正在制约着跨文化时代我国对外交流的迅速发展。日前笔者曾撰文，指出图书“走出去”的瓶颈及障碍，在于缺乏好翻译。当前“走出去”差的主要不是钱，差的是好翻译。要想尽快改变翻译“拖后腿”这种窘境，就必须下决心动真格，对我国翻译事业，进行全面改革和大力扶持。

当前翻译领城的问题，一是，对待翻译认识有误区。翻译的重要性说得多，实际上搞翻译矮人半截。诸如：译作不能算科研成果；作家可以“驻会”，既拿工资，又拿稿费，而翻译大多只能业余搞；创作稿费可以高得离谱，而千字翻译稿费百元都不到。试想，一本只拿几千或万把元，有谁还愿意去啃中译外。政协开会，各个界别几乎全了，惟独没有翻译界；图书封面，译者的名字要么没有，要不字小得可怜；全国这个奖那个奖多了去，但至今不但未设“国家翻译奖”，就连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评过6届的“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也被取消了。仅有的“鲁迅文学奖”下设的“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奖”，只针对文学的外译中，每届也只评出几本，其他领域的翻译、特别是中译外作品，至今缺乏应有的奖励机制。这些都是对翻译作用的认识不充分所致。

二是，翻译教育不适应需要。好多年来翻译都只是高校外语下属的二级学科，翻译学的特有规律长期被忽视了，似乎学好外语就自然会当好翻译。近几年情况有所好转，翻译已提升为独立学科，也建有翻译硕士或博士点，但教材和教学思路仍与翻译的现实需求脱节，所学的翻译理论被学生戏称“空对空”，什么“符号、解构”那一套原理，解决不了市场上出现的劣质翻译。特别是进入跨文化时代，不同领域的文化互融，多种语言交叉应用，已经使得以往专注学习单一语言的外语教育模式，远远不能适应对高端翻译人才的要求。

三是，翻译管理尚有待加强。至今全国没有一个统一协调管理翻译的部门，许多翻译工作老问题，诸如翻译报酬太低，翻译成果缺乏区别对待，职业翻译家消亡，对优秀翻译作品没有奖励和激励机制，翻译维权艰维，翻译法规欠完善，翻译市场管埋不规范，翻译国际合作进展很慢，等等，都需要多个相关部门协调解决。对翻译质量的监管机制，尤其需要加强。如今许多出翻译书的出版社，有的根本没有相应外文编辑，对译稿都借口译者文责自负，削弱乃至放弃把关责任。翻译质量出问题，首先出版社难辞其咎。

上述这些问题，据我所知，在多届全国政协会议上都有代表提出过，有些问题虽有所改善，但翻译“拖后腿”这种窘境，依然没有根本改变，必须下决心，动真格，对翻译来个“改革”、“扶持”双管齐下。对此，我有几点具体建议：

笫一，由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新闻办牵头，举办“促进对外翻译出版论坛”，邀请重点高校外语学院和翻译院系的负责人，成就显著的翻译家，重要翻译出版单位代表，以及少数特邀人士参加，共同探讨翻译改革与建设的措施。事先当然需要就翻译教学、翻译出版、翻译管理分别进行必要的调查。这种论坛，可以综合开，也可分专题开，重在务实。  

笫二，根据国务院刚刚公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领”的精神，把培养、造就高水平翻译人才的任务，纳入国家人才发展战略规划，尽快制订“高端翻译人才培养发展规划纲领”。希望教育部要扩招对外翻译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筹建对外翻译博士后流动站，改进对外翻译教材和教学实践，努力提高翻译人才的专业水平。同时要对翻译人才在投入和政策上给予倾斜。

笫三，当前急需组织一次对海内外有能力承担中译外任务的翻译人才普查，在这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完善对外翻译人才库，以利掌握和充分利用翻译人才资源。

笫四，争取与境外机构合作翻译出版中国作品，这是一条加快“走出去”的捷径。例如人民文学社与“企鹅”合作出版英文本中国文学作品，外文局与耶鲁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中国文化与文明”系列丛书，还有圣智学习出版公司亚太集团打算与中方合作，组织出版英译“清史系列”、“高校教材系列”、“对外汉语教学系列”、“中国改革开放30年研究”出版工程等，都是很值得倡导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