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十年，中国出版企业“走出去”已给人们带来无数的欣喜和感动，《狼图腾》、《〈论语〉心得》等数千种图书已经远销海内外……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纪检组长宋明昌表示，新闻出版总署今年将通过“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等项目继续推动版权输出，并计划制订有关国际畅销书计划，为可能成为国际畅销的图书项目给予包括政策、资金在内的积极扶持。

近日，记者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了解到，我国图书版权的输出数量已经从2004年的1314项提高到了2009年的4177项；版权输出、引进比已经由2002年的1：15提高到了目前的约1：3.30，显示了中国出版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良好发展态势。虽然我国图书出版在5年内取得300%的增长，但宋明昌却认为，这些成绩并不足以充分说明中国图书已经成功地叩开国际大门。

“图书‘走出去’绝不仅仅是输出几个版权、出口几本书这么简单。”宋明昌认为，我国图书版权输出和实物出口数量增长很快，但是能够产生较大国际影响的图书数量比较少，还没有一部中国作品成为国际图书市场上影响非常大的畅销书。中国图书要真正“走出去”，就一定要有一批能在外国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在国际市场上非常畅销的作品。而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提升，不仅要有一定数量畅销国际的图书作品，更要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有几家或十几家国际竞争力突出的、活跃在国际市场上的大中型新闻出版传媒企业。“如何有效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是每一个国际大型出版传媒企业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宋明昌表示，下一步将在打造国际畅销书、常销书方面多下工夫。“我们正考虑制订有关国际畅销书计划，对可能成为国际畅销的图书项目给予包括政策、资金在内的积极扶持，力争在未来5到10年里能够有一批图书成为国际畅销书。”

对于今年我国图书版权出口预期，宋明昌表示，由于版权输出属于国际贸易活动，受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语言、习俗、市场等多种因素影响较大，“所以今年的版权输出量要继续保持4000多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全行业共同努力”。

为了充分保障中国图书能平稳较快地“走出去”，宋明昌表示，“今年，新闻出版总署将继续实施项目带动战略，通过‘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等项目推动版权输出，对积极参与国际出版版权贸易活动的出版企业提供更多的服务和支持，对在版权输出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加大奖励和扶持力度，力争今年的版权输出数量实现新增长”。

据宋明昌介绍，由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市场化运作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已经成为我国新闻出版业对外开放的名牌工程。截至2009年年底，“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已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巴西等46个国家和地区的246家出版社签订了1350项资助出版协议，资助出版1910种图书，涉及26个文版，协议资助金额达7000万元人民币。目前已有559种图书在国外出版。

“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将采用项目管理方式资助外向型优秀图书选题的出版和翻译，重点资助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语言、少儿类优秀选题。选题应是各自领域最高水平的重要作品，以反映中国传统经典文化和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等方面发展变化内容的精品图书为主。重点扶持“中国学术名著系列”和“名家名译系列”。项目获得批准后两个月内拨付全部资助经费的50%，项目完成后拨付剩余50%的资助经费。

除此之外，国家相关机构还将给图书“走出去”制定更为详细的扶持政策，进一步对重点图书项目予以资金、政策的扶持。

图书“走出去”从政府层面已经为各家出版社敞开了大门，而国内各家出版社也不断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抢占国际市场。

去年，由吉林出版集团出版的未来学大师约翰·奈斯比特最新著作《中国大趋势》德文版、英文版分别在2009年10月和2010年1月由德国汉斯出版社和美国的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出版，韩文版由韩国商业出版公司于3月底出版，一本全球畅销书首先由中国出版社推出中文版，这在国内出版界还是头一回。

在谈到中国图书如何“走出去”时，吉林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刘丛星深切感受到，通过有影响力的西方人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和办法。《中国大趋势》的成功根本就是试图将这个项目打造成不可替代和无法仿冒跟风的作品。首先，作者约翰·奈斯比特的知名度和号召力是目前市场同类作者难以企及的。其次，因选题的特殊而受到政府的重视，从而获得了其他作品所不具备的各类资源运用的便捷。加之，“中国模式”又恰好是当前颇受瞩目的话题，而将中西方争议性话题在书中有不少交锋性论述作为卖点之一也大大增强了作品的独特性。

作为国内最大出版航母之一的中国出版集团也在积极实施海外战略。据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聂震宁介绍，目前中国出版集团在海外的机构已经达到27家，除了5家出版社之外，还包括书店和海外分公司。

“之前主要是产品和版权的出口，但从2007年开始，我们开始与国外的出版公司合作，实现企业实体的‘走出去’，通过合资、控股等方式，掌握主动权更好地融入当地市场，实现本土化的策略。”聂震宁表示，今年中国出版集团计划在国外再设立2-3家出版社，“走出去”是国内出版企业做大做强的重要途径之一。

尽管图书走出国门的步伐正在加快，但我国出版进出口贸易一直呈逆差状态。“版权贸易上的逆差由诸多因素造成，但归根结底还是翻译问题。”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坦言，中国图书乃至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翻译工作是惟一一座桥梁，同时也是一道屏障。中国文化能走出去多远，很大程度取决于翻译的效果。“中国图书在国际市场上表现不佳，除了受到中西文化差异的限制，深层次的原因是人才问题，特别是高水平中译外人才的匮乏。”黄友义强调，如果跨不过这个坎，中国文化就不可能大踏步走出去。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更是以“翻译可以杀死一本书”来形容中国图书出口面临的最大问题。“在《〈论语〉心得》的翻译过程中，翻译作为出版中介实际上是在把握一本书的命运。”顾青说，“为了翻译出更能让西方人接受的《〈论语〉心得》，中华书局投入的翻译成本难以估算，给翻译的薪酬也高达版费的4%”。

“据统计，目前中国在岗聘任的翻译专业人员约6万人，另有数十万人以不同形式从事翻译工作，但是现有的翻译人员仍无法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中译外工作需求。翻译工作者一般擅长把外语翻译成自己的母语，而将母语翻译成外语，被公认是一项高、精、尖工作，能够胜任中译外工作的高端人才严重不足，估计缺口高达90%以上。”黄友义无奈地表示。

“除了翻译人才的缺失，现在我更需要的是版权经纪人。”大多数出版社负责人表示，目前，在国内图书版权输出上，还是以个别出版单位单打独斗为主，没有成熟的版权代理市场，这种现状也制约着中小出版社的版权贸易。现有的一些版权代理公司，由于代理的业务很不固定，通常是单项合作，很难形成规模。另外，由于版权代理资质认定没有统一的规范，使得从业人员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很难与出版社形成长久的良好合作关系，常常是一锤子买卖，拿一次佣金就“跑”了。

相反，国外的版权代理人很多时候充当了作者的代言人，会为作者负责所有的事情，并不仅在于挣钱。据悉，《尘埃落定》在国外的版权代理完全是由经纪人来办的，此书在多年前就已经卖出15万美元的版权，现在已经有近30个国家引进这本书。《尘埃落定》的作者阿来表示，版权输出后能在海外市场取得成功，与版权代理人对这本书的成功推荐和运作密不可分。

有业内人士分析，在版权贸易中，目前最需要的是既懂国内外出版又懂语言的高水平版权代理人才。政府应该下大力气培育成熟的版权代理市场，树立版权代理专业化的理念，实行版权代理机构准入制度、职业认证制度和版权代理人持证上岗制度，推动版权代理行业协会的建立与发展，规范版权代理竞争秩序，这样才能够真正发挥版权代理在版权产业发展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