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友义：我认为，我国对外文化传播主要存在的不足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点，我们对外国社会、经济、文化的情况了解还不够，缺乏更加深入的了解。其次，语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虽然说中文的人数世界最多，可是中文的应用范围局限比较大。这需要我们进行对外传播的时候，通过翻译来解释中国的文化。可是优秀的外语人才仍然十分欠缺，而且外语人才的翻译水平也有待提高。第三，就是思想方式的转变。有些东西中国人可以听懂，而外国人可能就听不懂。我们要用符合国际话语体系的方式将中国的文化传播出去。

最突出的成就是意识到了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性，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里，产品、对外贸易、外资引进一直是重点，而现在我们意识到了文化输出的重要性。另外，中国对外传播的层次更深了，已经超过了以前那种在国外表演一台杂技的水平，现在，在各种国际论坛上，都有中国人的发言；一些中国的媒体成功地走出去，完成了在国外的本土化（如外文局的各类杂志）；一些中国出版社在走出去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外文局与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合办的长河出版社，在美国成功地实现本土化，现在是由美国编辑在出版关于中国的图书。

黄友义：为了满足对于人才的需要，我国多所高校正在研究设定对外文化传播相关的研究生专业，培养既具备很高的外语能力，又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才，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同时，对外文化传播单位，包括各种国家级外宣媒体，都加大了对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把他们送到海外学习一段时间，让他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对象国的情况，以便更好地宣传中国文化。

黄友义：以外文局为例，局所属的7个出版社和1个图书出版公司已经完成了转企改制，他们的顺利改制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因为他们在之前很多年已经开始在市场上竞争，根据读者的需求出版图书。体制改革主要是将原有的一些管理体制改变，这样实际上让这些出版社摆脱了更多的束缚，能够更好地发展。但同时也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我国的对外媒体该如何改革，目前从上到下都还没有一个确定的模式，正在边实践边摸索。实际上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他们的对外宣传媒体都是国家完全资助的，我们该怎样进行改革，还在摸索。

黄友义：对于外国的消费者来说肯定是更加方便快捷了，他们现在想了解中国文化，可以很方便地买到我们的书和杂志，想学汉语会发现身边就有孔子学院。

随着中国的对外文化传播事业的发展，这方面的工作要更加细化，许多方面都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工作，这就为外国相关人员和组织提供了一个用武之地，中国文化市场很大，现在从事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北京等各个城市里工作的外国人数量都增加了，你也能看到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外国同事，我们局的各个期刊和网站聘用的外国人每年都在增加，这项事业以后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有前途。

黄友义：中国的文化对外传播事业的基础薄弱，我们以前不知道该怎么对别人讲中国的故事，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也很有限，主要是通过某几部电影，并且一些外国的错误报道还会造成误解。比如，在去年英国首相访问中国期间，有个英国的媒体在中国的一所大学门口采访学生，有些学生可能是赶去上课，没有回答问题，有的可能是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媒体拍了一张照片，背景有学校的保安，这个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但是却被报道成中国大学有“警察”看守，学生不能自由地说话，造成中国的负面影响。我想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太好说具体的时间，因为我们还处在对外传播的最初的阶段，这个阶段最难，是让别人了解我们的过程。就跟开车一样，过了这个起步的阶段，以后会越来越快。虽然实现这个目标的时间会很长，任重而道远，但是我的态度还是很乐观的，中国的对外文化传播在不断地进步。

黄友义：我想中国需要从点点滴滴的事情做起，告诉国际社会中国并不可怕，讲述个人的故事是个很好的手段。由于中外文化的不同，某个人的经历比起抽象的概念要容易被接受。比如，前段时间有个美国朋友给我写信，说我们这都是中国制造的商品，可中国就不进口我们的商品。我给他回信，是这样说的：我早上醒来，用Colgate牙膏刷牙，餐桌上摆着澳大利亚麦片，上班坐别克，走进外文局大楼看见同事背着Coach的书包。用这些事实告诉他其实中国已经在消费着世界各地的商品，反而中国自己的品牌不太常见。另外，个人的故事也可以告诉世界其实中国人和美国人一样，大家都希望能够上好学校，有好工作，买好房子，过上好的生活，我们有共同的追求。我在国外生活多年，外国年轻人下班后主要的活动就是去酒吧，我在想那中国年轻人下班后都干些什么呢？吃饭、逛街、聚会？我想形式也许比外国还要多样，通过这样的介绍，外国人会对中国社会有更加真实客观的了解，我们不用告诉他们什么结论，只需要把事实摆出来，让他们自己判断。

黄友义：一提起中国文化，原来我们首先会想到“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包含的内容太多了。但我想现在如果说宣传中国文化，那么可能重点是“和而不同”的理念。这个简单的词语包含了许多内容，比如和谐、合作、尊重他人，这与西方文化是不同的，西方更强调自身的优越性，并且想把自己的东西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推广。而中国主张“和而不同”，这个观念也体现在经济、文化、外交等等各个方面。

黄友义：变化太大了，70年代我刚开始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在国外媒体上根本没有中国的新闻，而现在，有一次我随手翻开一张美国的报纸，头版就有4条关于中国的新闻，却没有一条关于俄罗斯的。关于经验，拿外文局为例，在这些年的发展中，我们对外传播的手段更加多样了，在国际上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在很多论坛上都能看到外文局的人在进行讲演；另外，交流是双向的，近些年外文局也大量引进了国外的书籍，让中国读者更多地了解外国的情况。中国网从成立以来，一直都是政府网站海外点击率最高的，以后也面临着海外本土化的问题。

这些年的教训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人做”，做成一件事情人才是最关键的，所以我们要加强队伍建设，加大培训力度。

黄友义：今年，我的提案是关于翻译立法的。现在中国翻译市场十分混乱，要价不一，没有准入规则，缺少资质鉴定，随便一个人就可以注册一家翻译公司，但是翻译的质量并没有保证。随着对外交流的加深，翻译在中国文化、经济等领域的作用十分巨大，作为一个从事翻译工作多年的人，我一直都想建议规范翻译市场。以前也咨询过相关部门，如果想建立翻译行业规范，必须先有相关立法，因此今年我做了这样的提案。